牛河梁遗址是最受关注的红山文化遗址之一，关于红山文化及其社会形态的认识多出自于对牛河梁遗址的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的出版为红山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近年不乏有魏家窝铺遗址这样的大型红山文化聚落发现，虽然尚未有完整材料发表，但发表的零星材料也可以为研究提供有利的佐证。加之考古学获取资料手段的提高，通过区域考古调查方法可以在不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收集有关遗址的信息。有明确层位的发掘材料与调查材料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兼顾研究的深入与范围的扩展。新材料的发表、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的提高，为对红山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以《牛河梁》提供的材料为主，结合其他遗址的发掘及区域考古调查的材料，综合运用了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细致的时间框架下，从社会分化、社会群体的构成和组织方式、社会分工等多方面对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进行深入探讨，并依据现有的资料对牛河梁遗址社会形态背后的社会组织原则进行论述。
本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收获：
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牛河梁遗址的研究确立更为细致的时空框架。
牛河梁遗址的堆积相对简单，不同地点之间相距较远，遗物多以造型相近的筒形器为主，如何确定遗迹单元的共时性是对牛河梁遗址深入讨论得以进行的基础。综合遗物和墓葬特征的分析，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将其中以上层积石冢阶段随葬玉器墓为代表的第四期遗存进一步分为五个时段。
这一分期不仅将不同特征的遗存从大的时段当中区分出来，甚至对具体墓葬的相对埋葬时间予以具体划分，细致的年代划分也面临更大的被证伪的风险，却也使得从有限的资料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成为可能。
对遗迹形成过程的分析和最小共时单元的划分进一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细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现有的材料中获取更为丰富的信息，也使得我们对遗迹的功能和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
②形成新的对“积石冢”的认识。
积石冢是牛河梁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红山文化遗迹，也是探讨红山文化墓葬特征和社会结构等问题的重点研究对象。虽然发掘者曾经对积石冢的概念做过严格的限定，但在研究中并未严格遵循这一界定，使用并不规范。通过对遗迹建造和使用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即使按照最为严格的积石冢的概念，传统上涵盖多个墓葬和石砌围墙的积石冢（Z）也是历时性的、可细分的遗迹单元。最小共时单元的确定将传统积石冢范围内的墓葬分为有围墙的墓葬和无围墙的墓葬两种，而按照最为严格的砌石、围墙和积石并存的限定，积石冢应是牛河梁遗址不同时段针对特定个体采用的特殊埋葬方式。
③从社会分化和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入手讨论红山文化社会的复杂化。
牛河梁遗址的社会分化从第二期开始初露端倪，至第四期规范的社会分层体系初步形成，“礼制”社会的特征逐渐完善不仅出现了基于不同性别的随葬品使用的差异，也出现了不同层级个体的随葬品种类和墓葬处理方式的差异。分析显示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的几个有附属设施的墓葬分属第四期的不同时段，这表明牛河梁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凌驾于其他个体之上的 “领袖”。对于每一时段的社会核心人物，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上优于同时期其他个体，在与埋葬相关的社会礼仪方面也相对复杂，对于社会中的此类特殊人物，出现了动员社会中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力开展的生产和纪念活动，社会认同和相应的仪式强化了社会分层。与对特殊个体的强调相反，并没有发现阶层固化的现象，牛河梁遗址是以中间阶层为社会的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虽然牛河梁遗址第四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也出现了地位超然的领导者，但没有发现对于社会中领导者的埋葬时涉及到的冢墙的砌筑、筒形器的制作等事件中存在强制措施的迹象，即领导者可能并未具有社会强制力量。
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渐趋复杂，第二期手工业制作的分工相对简单，制作群体之间的联系相对固定，各制作群体各自完成器物的制作；而第四期则表现出了多层级的手工业制作管理的特征，不仅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玉器和陶器的制作群体，在同类制作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基于产品种类及制作过程的分工，与此相关的社会管理系统也愈加复杂。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的条件下，社会并未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和小群体分化的出现而产生分裂，却在社会群体规模 明显增加的第四期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一致性，社会分工是在环境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避免群体间竞争而有效增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方式。
④通过对社会礼仪活动、社会公共设施的使用和特殊物品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分析讨论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神权特征。在牛河梁遗址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关的迹象。可能由于相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广阔区域内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表现出了一致性的特征。在红山文化社会中，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神权）是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超越世俗社会权力之上的，确定社会礼制和层级制度的基础。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缩影，显示了红山文化文明发展到高峰期时的特征，但牛河梁遗址所发现的遗存性质相对单一，更深入的认识红山文化，需要将范围扩展到整个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的综合研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长期的田野工作，对于现有材料的重新梳理和分析也是在目前材料尚不丰富的时期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的重要途径。
本项目是以牛河梁遗址为典型案例探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及构成原则的首部专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将有助于推动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研究继续深入的新认识，研究的关注点除了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特征之外，更加关注社会特征的连续性变化，在细致的时空框架之下，探讨社会发展及变化的动态过程。
研究中除了采用地层学、类型学、聚落分析等传统的考古学方法之外，还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并充分利用了分子生物学、年代测定学等科技考古的成果。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使得从现有材料中最大限度的获取信息成为可能，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细化及分析，从有限资料中获取了更多的证据和信息。本成果是以牛河梁遗址为典型案例探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及构成原则的首部专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认识将有助于推动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研究继续深入。
